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持续深化，这一常态化精准帮扶方式，既让广大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更成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引擎。“十四五”期间，全国农民工规模增至2.99亿人，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始终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政府牵头、多方协同的有组织输出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就业根基。
“一体两翼” 架起乡村振兴“立交桥”
“以前打零工心里没底，现在有技能、有岗位、有保障，日子越过越踏实！”56岁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群众张五六，曾辗转工地打零工，年收入不过两万元。如今，通过县里打造的“互助家政”劳务品牌，他获得了免费参加技能培训、持证上岗的机会，被点对点送到北京做保洁，月薪3500元，逢年过节有福利，年底还有奖金。
从“靠力气吃饭”到“凭技能增收”，张五六的转变是有组织劳务输出让农民工端稳“饭碗”的生动注脚。他所在的互助县积极推进有组织、规模化、技能型劳务输出，带动万人以上就业，年创劳务收入5.6亿元。
“十四五”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对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提出具体要求，推动农民工就业帮扶提质增效。202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强化就业帮扶，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历年政策指向一个共同目标，让有组织劳务输出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器”、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有组织劳务输出对乡村振兴的价值，既体现在稳就业、促增收的现实层面，更体现在培养人才、反哺乡村的长远维度。”中国就业促进会资深专家邓宝山分析，相较于传统的零散务工，在有组织劳务输出中，政府牵头进行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信息对接、职业技能匹配，让就业精准度大幅提升；工作、技能、生活需求等方面的全程跟踪服务，则让外出务工人员成为乡村振兴的“后备军”--当他们带着开阔的视野、掌握的技能、积累的资金返乡，便是最宝贵的本土人才资源。
如果说有组织劳务输出是核心之“体”，那么劳务协作和劳务品牌便是“两翼”，二者对提高有组织劳务输出质量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方面，劳务协作通过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企业、协会的多方联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按需输出’；通过协作协议明确社保转移、劳动维权、子女教育等责任，在输入地设立服务站，提供法律与心理辅导支持。另一方面，劳务品牌通过‘标准化＋差异化’提升就业附加值。在劳务品牌建设中，各地以地域特色或技能优势为核心，推动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型，实现就业稳定性、收入水平、发展空间的系统性改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工作办公室副研究员李付俊表示。
提质升级 从“走出去”到“走得远”
实践验证了劳务协作和劳务品牌建设在有组织劳务输出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从传统的劳动力单向输送，到技能培训、岗位对接、产业合作、权益保障全方位协同，各地立足实际，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劳务协作平台发挥着重要的提技能促对接作用。
粤桂劳务协作历经30余年深耕，累计促进外出务工超170万人次。两地在社保衔接、权益维护等方面深化协同保障，创新组建粤桂高质量职教就业联盟，推动54所联盟学校与广东227家企业开展“定制式”培训，帮助1.37万人实现技能提升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的韦兵就是受益者之一。2025年夏天，他报名参加人社局组织的免费电焊工培训，随后通过粤桂劳务协作平台进入广东省东莞市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如今，韦兵已从田间农民成长为月薪8000多元的车间技工。
区域特色劳务品牌成为劳务输出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
凭着硬核技能加持与系统化组织输出，“河北福嫂”劳务品牌持续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省建立100家京冀家政服务员培训输转基地，与京津各区合作开展248项劳务协作项目，在京津建立127个就近就地住宿服务站。2025年，“河北福嫂”在京津就业规模达15.3万人，所占家政市场份额分别达39.6％、22.7％，带动大批农村妇女从“围着灶台转”变为“靠着技能干”。
瞄准上海城市建设对高素质建筑工人的需求，上海市浦东新区和云南省怒江州携手打造“怒放浦江”建筑工匠劳务品牌，实现“就地培训-批量输送-二次赋能-对口就业”一条龙服务。同时，建设“可信库＋砼仝系统”数字化平台，实现从职业画像分析、精准就业匹配到人员流动管理的功能全流程全覆盖。
“目前，‘怒放浦江’建筑工匠劳务品牌已带动近4000名云南务工者在沪就业。”劳务品牌代言人彭添翼介绍，2025年3月，“怒放浦江”建筑工匠劳务品牌服务中心、可信库怒江州驻沪就业服务工作站、怒江州驻上海市农民工综合服务站揭牌，这标志着品牌服务体系全面升级。
随着产业发展升级，劳务协作领域从传统的家政服务、生活服务、餐饮、文化旅游等行业，逐步延伸至先进制造业等新兴领域。
贵州省黔南州紧扣国家核能战略产业人才需求，打造“黔南核工”特色劳务品牌，联合院校形成“订单培训、德技双培、一考双证、培就一体”的特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达成合作，年均提供3000至10000个就业岗位。
一个个数据印证成效：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累计签订劳务协作协议2200多份，培育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数以亿计劳动者增收致富。
破题攻坚 构建全周期制度化服务链条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针对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强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近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依托区域合作、对口支援等机制，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稳步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打造一批区域性劳务品牌”。
党和政府对有组织劳务输出的重视，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常态化精准帮扶方式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很多地区的有组织劳务输出仍存在深层次的堵点，完善政策体系和措施手段成为当务之急。
“当前的核心堵点集中在四个方面。”李付俊指出，一是供需匹配错位，部分地区依赖传统劳务中介，缺乏对劳动力技能的精准画像与企业需求的动态对接；二是培训与服务断层，技能培训多停留在基础层面，跨区域协作中社保接续、子女教育等后续保障机制不完善；三是返乡反哺动力不足，在引导外出人员将积累的技能、资金转化为乡村产业动能方面缺乏激励政策；四是劳务品牌化程度低，同质化输出导致议价能力弱。
邓宝山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的劳务协作存在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输出流于形式、缺乏长期战略合作思维的问题。
李付俊认为，构建包含岗位匹配、服务保障、职业发展、返乡创业在内的“全周期、制度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成为破题关键。
他提出，要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劳动力技能档案与企业需求清单，动态更新区域产业用工信息，推动“订单式输出”；强化跨区域协作协议，明确社保转移、劳动维权等责任主体。在职业发展方面，推动企业与劳动者签订中长期合同，建立技能等级认证体系，打通晋升通道。此外，要做好返乡衔接，设立创业孵化基金，对带技术、资金返乡的人员给予税收减免，优先纳入乡村产业项目扶持范围。
“不仅要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在输入地的工作、社保、维权等即时需求，还要了解他们的长期发展规划。对于有返乡意愿的劳动者，输出地政府应提前做好人才回流布局。”邓宝山强调，需要提升劳务输出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协同推进农村劳动力输出和乡村引才留才。“在输出前做好劳动力分类规划，为乡村发展储备本土人才；在输出过程中做好人才培育和跟踪，为回流储备力量；在输出后做好人才回流的引导和乡村产业的承接。这样才能推动劳务输出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输出劳动力’向‘带回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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